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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07:20 来源: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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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我所经历的民政改革”征稿选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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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迎来了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40年众志成城,攻坚克难,40年真抓实干,春风化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之路,是强国富民之路。

本报推出“我与改革开放”专栏,通过分享民政人参与改革、真诚奉献、推动发展的奋斗故事,和读者共同走进故事的背后,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民政领域的深化改革步伐和宝贵经验,锚定初心,砥砺前行。

 

 

本期目录

  • 我所经历的社区治理改革

  • 回望儿童福利院的40年 每一点变化都值得铭记

  • 亲历平度市城镇道路命名更名工作

  • 见证泉州市专业社会工作融入救助管理的发展历程

  • 用爱筑起未成年人保护的港湾

 

 

我所经历的社区治理改革

张军秀

2016年8月,我到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城市社区建设处,开始参与社区治理事业,到现在整整两年了。这两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从基层回到部机关打基础的关键两年;对于我国的社区治理事业而言,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年。两年来,我积极投身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去,收获了业务知识,增进了工作技能,更磨炼了心性品格;两年来,我见证着社区治理被纳入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顶层设计、手段创新、人才队伍、工作方法、宗旨导向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突破,社区治理在民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凸显。

全面领会了社区治理领域中央文件出台的严谨性和战略意义

2016年8月—2017年8月,政权司城市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短短一年里,我们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完成了全流程工作: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多次征求涉及社区治理业务的近40个中央部门意见,报中央改革办、国办、中办审批,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申请文件公开发布,协调宣传部门和中央媒体做好宣传解读,组织编写《意见》辅导读本,印发民政部内和民政系统学习宣传贯彻《意见》的通知,举办全国性学习贯彻《意见》专题培训班等。初入中央机关的我有幸参与了以上每一个环节,在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中体会到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重要性,在对照中央意见修改文件的过程中更好地领会了中央精神,在牵头协调部内各司局贯彻《意见》的过程中,更准确地把握了《意见》落实的重点难点。

2017年8月以来,部里指导各地陆续出台了贯彻落实《意见》的具体实施意见,处里安排我负责收集各地实施意见文本。借此机会,我学习了解到各省实施意见中对中央文件的依循与发展,有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加大经费投入,有的地区在工作方法上突出地域特色,有的地区根据本地需求优先发展某项具体工作。在学习各省实施意见以及与各省民政厅政权处对接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各地社区治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切身体会到部里推进工作时,须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注意尊重差异性,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发挥先进地区的典型引路作用,特别是要优先下大力气研究解决许多地区都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出台文件不易,落实文件更不易,在《意见》这个纲领性文件指引下,各地社区治理事业正在蓬勃推进,我们和各地的同仁们还要一直保持常抓不懈的工作作风,才能充分把握《意见》被纳入中央决策部署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我国社区治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切实体会到社区治理领域各项变革取得的新突破

一是更加注重完善顶层设计。完善中央层面社区治理议事协调机制、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是《意见》明确的一项任务。目前部里正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同时继续注重发挥好现有全国社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2015年以来,中央层面相继印发了关于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协商、社区减负增效、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意见》为核心的中央层面社区治理政策体系逐步健全,为各地推进社区治理事业提供了全面的指引。

二是更加注重凸显创新导向。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工作,相继完成了第二批、第三批实验区的结项验收,目前正在启动新实验区认定;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及全国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建设工作也正式起步并逐步推开。各项实验区建设工作,成为激发各地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的有力抓手。

三是更加注重队伍建设。2018年,首届全国社区工作大讲堂在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诞生地——杭州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社区工作者代表有了当面交流经验、取长补短的平台。在部里的支持下,全国社区工作大讲堂成为一项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长期机制。

四是更加注重工作方法总结提炼。2017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如何”重要指示和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福州考察时的指示精神,部里指导福建省民政厅开展了军门社区工作法总结提炼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3月印发了推广军门社区工作法和开展优秀社区工作法征集展示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军门社区工作法为示范,总结提炼本地区社区治理优秀方法。征集展示活动的蓬勃开展,对于各地加强互学互鉴,提升社区治理工作的系统性、操作性、规律性具有显著成效。

五是更加注重围绕便民利民宗旨。为切实解决“社区万能章”问题,方便居民群众办事创业,作为民政部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点举措,我们正在着力研究起草《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争取推动这项便民利民政策尽早出台。

亲身感受到社区治理在民政事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民政部其他业务司局相比,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有其特殊性:其他业务司局可以说是指导本系统“条”的工作,政权司则是面向街道(乡镇)和城乡社区的“块”的工作。这一特殊性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可以成为民政其他业务工作不可替代的平台和纽带:街道(乡镇)服务能力强了,城乡社区服务居民水平提升了,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困境儿童保障、“三留守”人员服务等民政工作就能上一个大台阶。黄树贤部长2018年3月在北京市东城区调研时明确提出要把社区治理摆在民政工作更加重要位置;部里全员参与的加强基层民政工作蹲点调研,将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作为蹲点调研重要主题;2018年部长专题会议两次专题研究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并将《意见》列入部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内容……亲身感受到社区治理在民政事业中的地位提升,大大激励了我们继续不忘初心,怀着热忱投身到这项既富有挑战性、也能收获成就感的事业中去,为开创新时代社区治理等民政工作新局面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我们相信,《意见》中所指引的“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就在前方。

(作者单位: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

 

 

回望儿童福利院的40年 每一点变化都值得铭记

丁雯雯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在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春风化雨的政策滋润下,越办越好。

40年里,机构设施日趋完善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前身是法国人创办的“仁慈堂育婴院”,创办于1869年。1951年7月,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市分会接办了仁慈堂育婴院,改名为杭州市人民保育院二部。1959年10月,改名为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建院后三易其址,2008年6月,迁至西溪路850号(现址)。1990年经市编委、市教委批准,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在全国儿童福利机构中率先创办特殊教育学校——杭州市新苗学校。2016年4月,经市编委办批准,市儿童福利院增挂“杭州市儿童福利指导中心”牌子,服务对象从机构内的孤残儿童扩大到全市的困境儿童,服务职能逐步向全市儿童福利相关业务指导、政策研究、制度完善和落实拓展。全院内设养护中心、生活中心、助康中心、教育中心、膳食中心等12幢儿童用房,还配备多功能操场、标准塑胶跑道,是全省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集儿童抚育保健、康复训练、文化教育、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儿童福利机构。

40年里,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我们来比一比谁在规定的时间叠的尿布最多。”这是2008年每天中午时分,工作人员的必备工作,将两片棉布迅速叠成一个完美的尿布,储备好。为了防止孩子们红屁股,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就要巡查一遍,看到尿布湿了,就立马更换上新的。而现在,所有大小便不能自理的孩子,都使用上了尿不湿。自2010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下发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以来,杭州市主城区福利机构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已经由2010年的1180元上调至2018年的2545元,上调幅度为116%,国家从经费层面上保障了孤残儿童们的生活水平。此外,还有诸多爱心人士不定期为福利院孤残儿童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40年里,服务工作日趋专业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以“面向全体、突出个体”为目标,构建起了“1+4”大服务格局,由社工科牵头,成立由社工、心理咨询师、护士等专技人员组成的社工小组,为全市困境儿童提供分层分类服务,推动院内社工“养康教治”服务流程整体性重塑,形成资源合力,实现精准服务。今年还依托院内“心芽儿梦工厂”大龄儿童职业技能训练中心成立全市关爱困境儿童融合教育基地,为全市困境儿童提供烘焙、洗车、纸艺、园艺、非洲鼓等融合课程。引入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联合春晖博爱等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项目,为孩子们提供专业的康复、教育服务。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儿童福利事业的每一次推进,都值得每一个儿童福利院人铭记。但40年,弹指一挥间,不能停滞不前;40年,我们头脑更加清醒、目标更加清晰、步伐更加坚定,时光正好,太阳正红,改革依然在路上。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亲历平度市城镇道路命名更名工作

李林宝

城镇道路的命名,是一个城镇文化形象、历史与未来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城镇的名片,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可以塑造一个城市良好的外在形象,充分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在我从事地名工作的3年里,经常有人问我,山东省平度市的城区道路命名是否有规律可循,为何那么多的镇都有文化路,甚至外地来的朋友对我们的道路命名也提出过类似疑问。诸如黄侯路和崔侯路,是以两个村庄的首字来命名的;电站路和工业路,是以旁边的单位或建筑命名的;新区大道则是建设工业新区时的道路命名。由于历史原因,道路名称存在不标准、不规范等问题。

自2015年开始,我有幸参与了平度市道路命名的调研工作,截至2017年,大批量的道路命名、更名的工作接连开展,较好地解决了一系列的道路名称问题。据统计,2015—2017年全市共计命名道路186条,更名道路39条,注销道路12条,调整起止点的道路15条,投入更名道路经费500余万元。仅2017年,就一次命名更名143条城镇道路,此次道路命名、更名是平度市道路命名、更名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也是最成功和最彻底的一次。

此次城镇143条道路的命名、更名工作,历时一年。先后经过3个月的实地调研,勘察道路100余条,走访村庄、小区和企业200余家;经过长达3个半月的调查论证,先后数十次在《今日平度》和政务网站登载建议、意见的公告,征求并采纳社会各界和市直单位意见、建议10余个;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前,先后做出课件8个,全面征求了市委、人大和政协的意见,修改会议研究稿10余次;市政府通告印发后,市民政局印发道路标志设置通报8期,经过6个月的努力,全面督导各镇设置道路标志牌136块、城建局设置182块、公安局设置各种楼门牌14000余个、换发身份证13846个、户口簿6210本。目前,已较好地完成已建道路的命名和更名工作,为平度市的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经过了这次道路命名和更名,较好地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要解决了“有路无名”“非标准地名”和由公路名称向城市道路名称转化的问题。二是重点解决了已命名道路“同名同音”和不符合城镇规划及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三是解决了地名命名工作中存在的先建后命名、边建边命名、命名滞后和配套工作不协调、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了命名、更名程序,明确了道路命名、更名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等,更好地体现了道路名称的层次化、序列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使各个区域的路名群形成鲜明的系列性和条理性,体现了道路所在区域的功能定位。

本次平度市城镇道路命名更名工作立足于提高平度城镇知名度,实现了街有街标、路有路牌、门有门号、好认好找的目标,进一步提高了平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加快推进平度市中小城市改革和省级文明城市的创建,增添强大的内部动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平度市民政局)

 

 

见证泉州市专业社会工作融入救助管理的发展历程

李耀中

2008年,首次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2014年,民政部首次在全国开展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专业社会工作被越来越多人所认知,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2013年,福建省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开始在救助管理工作中,探索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购买为主的社会救助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先后在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外展服务、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等工作领域,引入专业社工组织的社会工作服务。其中,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社工外展服务项目从2013年至今,已连续开展近六年。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幸全程见证了专业社会工作融入救助管理,从初步探索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社会工作融入救助管理,来源于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撑。近年来,《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等来自顶层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明确政府部门作为购买主体,可以向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之后,省级以及地市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配套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融入到民政事业当中。

社会工作融入救助管理,来源于敢闯敢拼的摸索创新。2013年,泉州地区的社会工作方兴未艾,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屈指可数,在救助管理工作中引入由社工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放眼全国,更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泉州市救助管理站两任站长前仆后继、大胆摸索,在救助管理社工服务的服务内容、形式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走向深入,在购买社工服务的采购流程、服务过程管理与考核评估等方面,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社会工作融入救助管理,来源于为民爱民的责任担当。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兜底性工作,所服务的对象,都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充分贯彻落实“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履行为民爱民的责任担当,通过在街头救助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开展巡查救助服务;通过对街头及站内流浪乞讨人员建立档案,开展个案工作,帮助有需求的流浪乞讨人员调整改变认知、纠正行为偏差,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帮助他们回归社会;通过社区工作,组建志愿者队伍,加强宣传力度等,联动多方社会力量,引导他们多渠道参与救助管理工作。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入,大大延伸和拓展了传统救助管理服务内容,促进了救助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

将近六年的社会工作服务,“救助站、社工、社区、志愿者”四位一体的救助模式和“三工(社工、义工、环卫工)一体”的联动模式初步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将近六年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累计建立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档案450份,个案辅导86个,开展外展服务670次,劝导和探访746人次;建立校园志愿者团队4支、社会志愿者团队1支、环卫工志愿者队伍2支,成立1个救助志愿者微信群,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共计676人次;策划开展60场主题宣传活动;链接4家爱心商家、7个爱心单位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义务服务,链接9家爱心企业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就业机会;2016年12月还出版了《社会救助服务研究》书籍,对社会组织介入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服务进行实践总结;将近六年的社会工作服务,泉州市救助管理站由刚开始对项目的自行考核评估到引入第三方考核评估机构进行专业评估,并在对项目的过程管理中开设“社工课堂”,引入救助管理机构自己的社会工作督导。

新时代,新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角已经吹响,作为基层民政人,我深感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市救助管理站)

 

 

用爱筑起未成年人保护的港湾

杨 珺

屈指一数,我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已近十年,十年来有多少辛酸劳苦,就有多少甜蜜满足,曾经的经历刻在脑海,看到被救助的孩子们可以很好地融入社会幸福地生活时,过去的所有艰辛都烟消云散。

记得2013年4月,民政部在全国20个城市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陕西省宝鸡市被定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试点工作对于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而言,切入点在哪里?试点工作如何开展等等,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为了做好试点工作,我开始通过流浪儿童的数据分析为什么流浪儿童少了?深入山区走访调研,认真分析未成年人受伤害的原因与形成过程。

在大量的入户走访下乡调研后,我发现在乡村存在监护缺失、监护不足的现象,导致了未成年人在成长中遭受高风险。按照以往的工作做法,只要孩子没有形成流浪的客观存在,我们就可以不予救助保护。实际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此类孩子就是流浪的潜在儿童,也是遭受伤害的高风险儿童,我们不能等流浪成为事实,再开展救助保护。经过认真的研究分析商榷,我们将监护严重缺失的儿童作为此次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对象。

很快,小洋洋(化名)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八岁的女孩,母亲在她六岁时,因为吸食大量的毒品去世,父亲也因吸毒只剩半条命,由于吸毒综合征并发,一条腿已经被截肢,生活无法自理。小洋洋每天放学回家还要给她和爸爸做饭,很难想象一个还没有锅台高的八岁孩子要怎样去完成。当我们走访小洋洋家,一进门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其父一条腿支撑着半面身子斜躺在床上,灰暗的脸色毫无表情,瘦骨嶙峋,如果不是他偶尔转动眼珠,很难看出他还活着。面对这样的家庭环境,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将小洋洋进行隔离,把孩子带走,小洋洋生存在这种不利于成长的环境中,因为监护的缺失已经出现过逃学的事件。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家里,当着孩子的面吸毒,严重影响了小洋洋的身心健康。然而要将小洋洋带离,我们存在太多的困难。当时,《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若干问题的意见》尚未出台,小洋洋的父亲还是监护人,监护人不允许谁也无法将孩子带离。面对种种困难,我们与小洋洋的父亲不断地沟通,最终在街办、社区、邻居的帮助下,依据当时的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成功地将小洋洋临时庇护转学,并与他父亲签订了“部分监护权委托转移”协议,终于将小洋洋接到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生活。

在那里,社工、心理老师、生活老师,每个人对小洋洋都付出了很多的爱。孩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或监护缺失的家庭中,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更不要说学习习惯,不完成作业和抄作业等情况,都是常有的事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多的关爱与陪伴,小洋洋进步很大,能自觉地完成作业,还能主动帮助老师打扫卫生,主动问候老师,行为习惯一点点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大年初三早上,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告知小洋洋的父亲已经去世,为了让小洋洋有个好的归宿,我们开始积极联系社区、街办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助孩子找一个收养的家庭。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孩子成功地被收养,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诸如此类监护缺失的孩子,我们帮助了很多,去年,他们陆陆续续地走入了社会,很好地融入了社会,有的回归了家庭。今年8月20日,这些曾经被我们救助帮扶过的孩子从各地回到中心看望老师们,那一刻,幸福感无以言表。

看到孩子们有了好的归宿,心里感到非常欣慰,也有了成就感。我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为及时保护了这些监护缺失的孩子而感到欣慰。201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若干问题的意见》,监护权可以依法撤销了,这给那些在成长中遭遇不幸的孩子们提供了有力保障。

接触类似小洋洋和“部分监护权委托转移”的案例越多,我越感受到,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应当多做事前的预防保护,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老师,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以自身的修养魅力,去帮助这些未成年人,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境界。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救助管理站)

 

 

刊载于《中国社会报》2018-11-17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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